在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所进行的大数据信息排查中，四川防疫部门发明的“时空伴随者”概念走红网络。网络上的段子调侃说：过去靠亲情、友情与爱情来定义的人际关系，如今被手机终端与基站构成的电信网络所定义。其背后的逻辑是：互联网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与人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捆绑在一起，成为我们须臾不可离的生存媒介。伴随现代性的兴起与实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然组织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现代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技术架构。但因为其虚拟性，互联网及相关技术一直被这个领域所忽视。近年来，随着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兴起，从基础设施视角对互联网接入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使得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技术媒介被重新“发现”了。
作为人类的生存基础和环境的物质基底，基础设施十分普遍，我们甚至会忽略它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唐·伊德（DonIhde）所说的技术人工物的“准透明性”（quasi-transparency）。[1]而就那些构成数字通信环境的机器而言，其基础设施同样建立在一系列资源基础之上，这些资源通过生成、维护和处置的链条转化为人工制品/人造物。[2]默多克（GrahamMurdock）认为，当前媒介研究的“学术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代通信系统的物质基础。他用“物质”（material）一词来指代这一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
技术与生活世界
[美]唐伊德/著
韩连庆/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互联网时都处于下意识的状态。当一种传播技术得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相当的地理范围内普及之后，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就会变得麻木起来，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3]并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言说和感知之中。我们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各种智能终端以及移动交互界面的使用即是如此，而这一点在技术媒介发生故障时会变得尤为凸显。[4]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极少被正面提及的它们，此时会赫然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并挡住我们的去路。这种显现既体现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经验里，也体现在我们对它们本身的思考中。
TheHandbookof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FourthEdition
UlrikeFeltetal.
TheMITPress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互联网基础设施视为一种“后勤媒介”（LogisticsMedia）的。所谓“后勤”，是指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解构、协调或过滤着社会秩序，但却难以出现在日常讨论的中心。近年来，国内外媒介研究者试图将各类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协议、数据中心、智能手机以及算法等）推向“前台”，以此凸显这种后勤媒介组织和构建人类世界的方式、后果和未来。本文主要选取了研究语境、理论问题与总体趋势三个角度，以回顾近年来媒介研究领域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探讨。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全球扩张、平台化与日常生活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已成为网络运营商以可承受的价格向其所有潜在用户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5]就像生活用水、电力资源以及通勤网络一样，它已经演进成为一种大型的技术系统，并与所在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形成历史性的互构与转化。[6]伴随现代性城市一同兴起的大众媒介，以及当下数字媒介技术及其应用设备的文化普及与制度安排，尤其是移动互联终端以及各类大型数据中心所构建的异质化传播网络，已经深深嵌入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7]而且，全球互联网不是由二进制编码构成的、脱离于物质空间或摆脱了政治经济干预的虚拟空间，而是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技术复合体，是虚拟空间中以符码为载体的传播流与领土、物质、制度、组织空间的选择性交融，其已嵌入、映射并延伸至由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8]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内部结构和运作仍然是一个黑箱。[9]不同于技术工程学的视角，媒介研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聚焦，在全球扩张、平台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生产并揭示它们的“可见性”（visibility）——这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的学术语境。
当前，互联网科技巨头正在从信息服务的数字化平台成长为一种向全球扩张的，纵跨社交网络、购物网站以及搜索引擎的互联网基础设施。[10]由此，互联网巨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社会与经济结构中，并构建起一个再中心化的、日益扩张的平台社会。而各类互联网平台在参与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塑造着本地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分配方式。[11]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互联网公司牵头的万维网建设除了带来无限商机，“越洋电缆的登录之处，成为处理巨量资料的节点，海底电缆也复制了既存的地缘政治矛盾与社会权力冲突”。[12]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Starosielski）对环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研究专著《海底网络》（TheUnderseaNetwork）向我们昭示了这些深藏海底的神秘网络对全球数字化传播实践的物质支撑，以及社会多元主体围绕海底电缆的物质性（物理材料、技术标准、行业组织、环境影响）所展开的协商、竞争与冲突。[13]
TheUnderseaNetwork
NicoleStarosielski
DukeUniversityPress
相对于海底电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亦是维系全球互联网数据生产、存储与传输的物质基底。霍尔特（JenniferHolt）和冯德劳（PatrickVonderau）对谷歌数据中心及其云端存储的考察，便展现了互联网巨头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和视觉包装来淡化和遮蔽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于自然环境、能源消耗及其市场垄断的“可见性”的，他们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物质维度的分析解构批判了互联网的虚拟性以及云端存储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反思这种技术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权力结构对媒介文化与公共生活的政治影响。[14]在国内，从年4月开始，由各级党政部门直接推动，互联网科技公司、三大网络运营商深入参与的“新基建”，聚焦的主要就是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以及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关科技巨头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云端数据存储与流动等问题在全球展开了技术竞争和话语博弈。[15]
SignalTraffic:CriticalStudiesofMediaInfrastructures
NicoleStarosielski,LisaParks
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就普通用户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而言，社交媒体、城市通勤、地图定位、共享经济等互联网服务正在或者已经通过“平台化”的过程来展现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的潜力和目标，[16]并全方位地构建着我们的生活体验与传播实践。普兰廷（Jean-ChristophePlantin）等人据此提出“平台化的基础设施”（platformizationofinfrastructure）与“基础设施化的平台”（infrastructuralizationofplatforms）。这种将平台与基础设施融合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将基础设施的物质性问题带入对互联网平台的媒介研究中，另一方面强化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平台化层面对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的重构、使动和框限。[17]
但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台化”过程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整合，在实践层面仍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张力，即便在高度数字化的美国也仍有为数众多、分散的线下人群。譬如生活在俄亥俄州城乡接合地带——准乡村（quasi-rural）中的居民，他们直接体验到的数字鸿沟及其无法随时接入互联网的社区生活方式，便验证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同构并再生产了既定社会经济与地理区域中的结构化不平等。[18]与之相比，互联网基础设施在非洲国家的扩张，则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通用服务[19]——互联网科技巨头在非洲的进驻和市场化过程需要被嵌入当地的官员行政网络、地理环境改造、人力资源安排、电力网络协调、社群意义生产等多个方面，才能具体落地并发挥组织和协调当地日常生活的基础作用。[20]在中国，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它的平台化通过技术、商业、话语机制和中国数字资本主义合流而实现，特别是中国小资产者和多元参与者（地方政府、风险投资、企业公司、数字劳工）的紧密结合促使阿里巴巴能够在小资本主义和贡赋国家的张力中快速生根发芽”，[21]这同样有别于西方世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台化进程。
重新发现和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垄断的公共性与政策规制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其一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即垄断的公共性（publicityofmonopoly）。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理论现象，一方面由现代性所驱动的基础设施理想（moderninfrastructuralideal）旨在通过大型社会技术系统（譬如电力网络、供水系统以及城市交通等）的普及和通用来促进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追求普及和通用的过程只有靠服务供应主体的垄断才得以实现，但垄断的过程势必会因为对效率和利益的考量而导致社会人群使用基础设施的非均匀状态，边缘群体往往会被排除在外。[22]相较于电力、交通、供水等现代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正在从理念和实践的层面将这种垄断的公共性推向极致，因为全球的互联网服务基本都是由高度私有化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所掌控的，他们宣称的全球连通和数据驱动使得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保障公共性的重要支撑。
在这里，公共性被描述为一种技术的乌托邦，由民族国家、能源、阶层差异、资本和权力所构筑的阈限性似乎不复存在。[23]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公共性的话语包装，掩盖了其对公共生活及其用户的技术与资本垄断，特别是对低效国家政府部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快速普及能够为外来的互联网巨头在当地确立合法性和垄断模式的跨国移植提供充足的便利。[24]但在亚洲的一些民族国家（譬如中国），由平台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譬如
